kutkin

同樣是從陳國棟先生的著作抽錄
在廣東行商普遍經營困難的情況下  潘有度與伍秉鑑  卻是其中的佼佼者
潘有度透過謹慎選擇交易對手與商品做合理的經營
透過提供高品質的商品區隔市場  獲得高利潤
另一方面審慎避免介入發生問題的洋商事務 
更重要的是他也在本業之外適度的投資其他事業
讓他免於與山西票商同樣一條道走到黑的命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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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的廣東十三行  一直給人富裕的印象  但在這雕樓畫棟的背後  卻有著不為人知的心酸

為何有人會說  寧為一隻狗 不為行商首這樣的話呢?

政府的特許行業背後隱藏的風險是什麼呢?

新史學一春四期一九九○年十二月論清代中葉廣束行商經營不善的原因
   

陳國楝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一、前言
    過去數十年關於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，基本∣－都環繞著一個問題，那就是如果沒有外國勢力介入，中國是占能夠自行發展出現代資本主義的問題“用大陸上通行的術語來說，那就是鴉片戰爭以前，中國有否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。講到資本主義的萌芽，首要的事，當然要提及商業資本與商人。因為當時其他形式的資本並不發達。從大陸知名學者傅衣凌的鉅著《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》以及其他中外學者的研究中，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，清代的主要商人，依籍貫來分，以徽州（新安）商人、山西而友印１福建商人最為傑出；以其經營事業的地點與內容來分，以兩淮鹽商、廣東行商、以及江浙銅商最為重要。從交易的總量來說，後面這三類商人也擁有最大的規模。在清代中葉（約1760~1843)，兩淮鹽業與江浙洋銅業差不多都由徽州商人與山西商人所操縱，而福建商人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問中為廣東行商的主要來源。
    關於兩淮鹽商，從何炳棣１９５４年在《哈佛亞洲學報》的一篇文章開始，已經有了許多出色的研究（１）。而關於江浙洋銅商，

在過去數十年中，也有佐伯富、松浦章、大庭脩等日本學者精彩的探討（２）。至於有關廣東行商的研究，雖然有汗牛充楝的著作，可是除了梁嘉彬的《廣東十三行考》外並無更嚴謹深入的成就。大部份的作品都以Ｈ．Ｂ．Ｍｏｒｓｅ的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　 ｏｆ　ｔｈｅ  Ｅａｓｔ　ｌｎｄｉａ　Ｃｏｍｐａｎｙ　Ｔｒａｄｉｎｇ　ｔｏ　Ｃｈｉｎａ，(１ ６３５～１ ８３４)為史源“Ｍｏｒｓｅ的書一方面只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的摘要，另一方面他所參考的材料並不完整。因此，有關行商的研究不但流於印象式，而且也缺乏完整性（３）。為了彌補這個缺憾，作者於１９８６～１９８９問分別在北美與英國從事有關行商史料的研究，並撰成Ｔｈｅ　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　ｏｆ　ｔｈｅ　Ｃｈｉｎｅｓｅ 　Ｈｂｎｇ 　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，(1760~1843)、一書，本文即為該書主要論點之詳細摘要，請當行學者多多指教。

因為圖表真是太多了  要一一的重做很費時  而且格式會跑掉

有興趣的請逕自從網站下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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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七篇文章  摘自  張正明  晉商興衰史  山西古籍出版社 出版

著名的電視劇  喬家大院  即是以清代的山西商人  為題材

在山西票號面臨時代考驗的時候，李宏齡看見了危機，也採取了作為，雖敗猶榮。

後來他將一些往來的書信集結成"同舟忠告" "山西票商成敗記"兩本著作在此 

我們先對李宏齡個人  做一些初步的了解吧~~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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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宏齡(1847~1918)，字子壽，山西平遙縣源祠村人。平遙縣是山西票號三大幫之一的根據地，其地”當四達輻輳之衝，晉商匯號聚施於斯”，李宏齡先世以業商致富，後遭戰亂敗落。同治初，李宏齡學賈於本縣某錢莊，學成而錢莊敗。同治七年(1868)，經同鄉曹惠林推薦，入蔚豐厚票號。該票號的財東勢山西介休北賈村侯氏，資產很雄厚，據【清稗類鈔】記載，侯氏資產達七八百萬銀兩。侯氏所開辦的票號、商號”幾遍行省”，除蔚豐厚票號外，還有蔚泰厚、蔚盛長、天成亨、新泰厚票號，蔚新長、義盛長、同裕成、同裕達等錢莊及票號。這些票號、商號在當時都很有氣派，在用人上要求很嚴格，不僅須有可靠的保薦人，而且還要進行嚴格的業務考核，合格者方可錄用。李宏齡經邑人曹惠林介紹而入號，以他的才幹，漸為主事者所器重，先後擔任過蔚豐厚票號北京、上海、漢口等分莊經理。李宏齡經營票號凡40餘年，對票號的保全及繁殖其功甚大。李宏齡為人極重義氣，事業發達後，不忘當年的保薦入號人，當曹惠林病故後，曹家極為貧寒。李宏齡便主動負責贍養其妻兒子女十餘年，直到其子女長大成人，能自謀生計。李宏齡又善於觀察形勢，當清末社會經濟發生激烈變化，以匯兌為主要業務的票號發生危機時，李宏齡針對票號業的弊病，率先倡導票號改革。後來，他的票號改革思想和計畫，因被守舊者極力阻撓而未果，憤而著述【同舟忠告】、【山西票商成敗記】等，詳細記載了票號改革的思想、計畫和經過。晚年，閒居故里，卒於家。

李宏齡在擔任蔚豐厚票號分莊經理期間，值時局激烈動盪，先後發生了甲午之戰、庚子事變、兩宮去世等事件。在時局變故面前，一些商人常因經營失措，而導致失敗。但李宏齡卻能獨具遠見，應付自如，其主管之票號，不僅能免遭損失，而且能夠增值，用他自己的話來講，尚可”聊以自慰”。為什麼別的商人失敗而李宏齡能成功呢?經商似同作戰，每次戰役的成敗往往決定於作戰思想和策略的正確與否。李宏齡的經商思想，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：

(一)有整體、全局觀：李宏齡經商不僅考慮本號之利益，而且顧及與本號發生業務關係單位的利益。這樣做，可以避免因連鎖反應而帶來”一損全損”局面的出現。所以當與本號發生業務聯繫的單位發生危機時，李宏齡不僅不”釜底抽薪”，而是設法聯合同業，從各方面給予支持，幫助其度過難關。光緒二十九年(1903)，李宏齡主持蔚豐厚票號北京分莊時，市面因謠言蜂起，人們紛紛向爐房提兌現銀，爐房旦夕即敗，政府憂之無計。所謂爐房，即治鑄金銀業者，票號及商號都有銀存放在爐房。面對京師爐房所處的困境，李宏齡認為如不幫助爐房度過難關，必將產生連鎖反應，影響整個市面。便帶頭出面聯合同業，以鉅款接濟爐房，市面乃定，光緒三十四年(1908)冬，光緒帝河西太后兩宮先後去世，銀市動搖，爐房再次發生危機，李宏齡又一次聯合同業給予支持，穩定了銀市。於是，京師士農工商各界”莫不交口頌君才賢”，李宏齡”獨以任俠、識大體名震京師”(陳立三【平遙李君墓表】)

(二)對待主顧的信義觀。李宏齡認為主顧對商號，好比觀眾對演員。沒有觀眾，演員無從談起；沒有主顧，也就談不到商號。因此，主顧和商號，主顧是第一位的。商號要爭取和吸引主顧，就必須對主顧講信義。在這個基礎上，主顧就會增多，生意也愈興隆，達到”人己兩益”。庚子事變，京獅陷落後，京官走上海者紛紛持京師票券要求在滬兌換銀兩，而上海諸商皆不予兌換。時李宏齡正主持蔚豐厚上海票莊，他以事出非常，應當照顧主顧利益，便獨排眾議，酌量予以兌換。由是蔚豐厚票號名益顯，生意愈盛。

(三)掌握行情，靈活行事：李宏齡認為，經商只要看準行情，該做的決不放過。而且市場變化多端，不一定都要案總號佈置去做，”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”，必要時可以靈活行事。光緒十九年(1893)，李宏齡由京赴滬，途經揚州時，恰逢總號有電致揚州分號，令不得收上海之銀，否則以違反號規論處。揚州分莊的款項大半來自上海，揚州分莊經理白子直接此來電後大為作難，便求教於李宏齡。李宏齡分析形勢後，認為揚州照收上海之款有利可圖，做生意不能不考慮賺賠，因此主張揚州照收上海之銀。不想揚州白子直怕總號責怪，畏縮不敢做主。李宏齡慨然說：這個機會不容放過，如果總號以違令見責，全由我承擔，與揚州分號無關。白子直遂按李宏齡主張，照收上海之銀。結果，年終結帳獲利三萬多銀兩。總號接到帳單，得知揚州獲利，大加讚賞，殊不知原是李宏齡的主張。李宏齡抵達上海後，適值銀市疲憊，生意清淡。經向伙友調查了解，原來伙友對官款匯兌庫費、平碼等規定不很熟悉，因而不敢貪做。李宏齡認為，官款匯兌利益肥厚，不可不貪，而零星匯兌，則可權宜收之，同時，將庫費及平碼一一開列，讓夥友熟記。不久，上海分號在李宏齡主持下，生意越做越活，日益興隆。總號經理侯星垣讚揚說”狼行千里吃肉，宏齡在上海大為出力，可嘉！”(【山西票號史料】第566~568頁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)。

(四)改換碼頭要先收後放現：所謂碼頭，就是指票商所活動的商埠。李宏齡認為，票號分莊經理，每到一個新的商埠主持工作，應先收款後放款，不急於求成。光緒二十四年(1898)五月，李宏齡奉命調漢口主持工作，下車伊始，便命夥友將所有外放款項收回，放款容緩一步後再徐徐去做。是年八月，漢口遭戰亂，死傷人數千，燒毀房舍貨物無數，是百年未有之大災。結果，不少商號因放款收不回而倒帳，以致歇業。惟蔚豐厚票號漢口分莊在李宏齡的主持下，未受損失，營業照舊。據李宏齡稱，他有此舉，原是受前輩張徽五的指教。當年。張徽五曾對李宏齡說：”凡改住碼頭，前任所放款均宜收清，以後再徐徐去做。”李宏齡正是尊此老成之言，而受益不淺。

(五)不斷擴展業務觀：在山西商人中，由於受封建觀念的影響，往往對經商所獲利潤，不是用在擴展業務上，而是把銀兩窖藏起來。李宏齡很反對這種做法，他主張把所獲利潤用在擴展業務上。光緒二十九年（1903），李宏齡回到北京，一友人對他說：當年八國聯軍進北京，貴票號怕戰亂受損失，曾預先將數萬銀兩起運回原籍，不想鏢銀剛出彰義門，就被歹徒搶掠而去。想當年若是老弟在京主持，斷不會將這麼多的現銀運回山西，而是在京接濟眾商，這樣時至今日生意變化將無窮矣！友人的肺腑之言，使李宏齡頗為感動，嘆道：“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鮑叔也。”（山西票號史料》第568頁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）

清末，正當票號業務繁盛之際，卻遇到了新的困誰。首先是來自現代銀行的挑戰。從光緒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中國通商銀行成立之後，到1911年，國內一共設立了官辦和商業銀行17家。他們所擁有的資本雖各不相同，但都以開展匯兌為主要業務之一，這便使一向以匯兌業務為主的票號受到影響。掌握中國通商銀行全權的盛宣懷就說這：“惟承匯官商款項，必須格外遷就招徠”，“通商報行不賺亦要收，況西號（按：指票號）亦未必有此章程。”（《中國通商銀行董事會文件》卷1）顯然，通商銀行是針對票號而爭奪匯兌業務。此後，盛宣懷又懇求清政府“敕下戶部通行各省關，嗣後凡存解官款，但系有通商銀行之處，務須統交銀行收有匯解”（盛宣懷《愚齋存稿》卷2） 經這盛宣懷的多方拉攏，使通商銀行在官款的收存和匯解上也獲得了一定的數額。之後，戶部銀行和銀行分別在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)和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)成立。他們利用清政府的特權，對票號的業務造成了更大的威脅。戶部銀行總號在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漢口、庫倫、恰克圖、張家口、煙台、青島、營口、奉天等地都設有分號。1906年，清政府批准，几設有戶部銀行分支行處的地方“應行匯解存儲款項，均可隨時與該行商辦（清檔度支部檔案．光緒三十三年十月銀行科北檔房呈裕字第9號）。

接著，在《議改各省解款章程》中規定：“几各省如有應匯部之款，一律由戶部銀行總京師，其未設銀之處，暫仍其舊，待銀行成立之后，再改新章。”這些規定，嚴重地影了票號的匯兌業勞。通商、戶部、交通銀行利用各自所握的權力，在匯兌業務上因利乘便，有力地削弱了票號一向據有的優越地位。據統計，1906年票號匯兌公款額達2250餘萬銀兩，其後逐漸下降，到1911年只剩下530方銀兩，幾乎減少四分之三以上。

    其次，外國在華銀行也極力與中國票號爭奪匯兌業務。從20世紀初始，外國銀行在華勢力日益擴張，對票號的業務造成了很大的威脅。如天津對上海的棉紗款項年匯兌額約1000方兩，其中由外國銀行經辦的竟占一半，中國錢莊銀號經辦的約占30％，而票號經辦的只占20％。江西巡撫李勉林曾說：“近年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設銀行，西商（按：指山西票號）之利，稍為所奪。”(江西巡撫李勉林復奏，《申報》)1901年7月2日》)

    國內銀行和外國銀行勢力擴展對票號造成的威脅，京都祁縣、太谷、平遙票幫分莊致山西總號的公函中曾有詳盡敘述，該函稱：甲午、庚子之后，票號經營漸見困難。其原因“固由於市面空虛，亦實以戶部及各省銀行次第成立，奪我利權；而各國銀行復接踵而至，出全力與我競爭。默計同行二十餘家，其生意之減少已十之四五，存款之提取，更十之六七也。即如戶部銀行所到之處，官款即歸其匯兌，我行之做交庫生意者，至此已成束手之勢。我行存款，至多不過四厘行息，而銀行則可行五六厘。放款者以彼利多，遂提我之款，移于彼處。且彼挾國庫、藩庫之力，有余利則縮減利息，散布市面，我欲不解不得也。不足則一口吸盡。利息頓長，我欲不增又不得也。彼實操縱大權，我時時從人之後，其吃虧容有數乎？至于外國銀行，漸將及于內地，所有商家貿易、官紳存款，必將盡乎所奪”。（陳其田《山西票莊考略》）。久住滬.漢見多識廣的李宏齡，對於山西票號面臨的形勢，也有一個比較深刻的分析。他說：“同治以後，東西洋各銀行，已漸次侵人，奪我利權。迨經庚子之變，中國當道注意財權，大清銀行之議，遂遍于各省。夫論信用力之強弱，我票商經營二百年，根深蒂固，何事不堪與人爭衡，而銀行一設，未免相形見絀者，其同亦自有故。以存款而言，彼則五六厘，而我四厘也。以運款而言，彼則鈔票，而我匯兌也。而且金庫全歸該行，貸借必有抵押，已難相提並論。而尤足寒心者，一遇倒賬，外洋銀行則憑借外力，大清銀行則倚仗官權，同屬財產關係，而彼各挾勢力以憑陵。” （李宏齡《山西票商成敗記》）

其實，早在光緒三十年（1904)清政府組織戶部銀行時，曾請山西票號入股，並請票號中人組織銀行。無奈山西票號總號主持人，大多墨守成規，不惟不願人股，即人員亦不准分莊派員參加以致坐失良機，戶部銀行改由江浙綢緞商籌辦、，這便是後來江浙財團興起的最初經過。

    光緒三十四年（1908）李宏齡鑒於票號大勢已去，詼定只有改組為銀行才有出路，乃與游歷過日本的祁縣票商渠楚南(按:渠本翹)一起，聯合京都祁縣、太谷、平遙三幫票莊，致函山西總號，要求改組為銀行。同時，致函各地票莊，征求意見。各地票莊紛紛來函，表示響應京都票莊的建議，要求改組票號。李宏齡在《山西票商成敗記》中記述這件事情的經過時說：“宏齡自幼肄業票莊，目睹時局至此，非改組銀行，無以收權利平等之效。適戊申（1908)春駐京師，與渠學士楚南商定改組章程，先函達總號，商酌四次，當面陳述者兩次。是冬渠學士返里，復親往各總號，開陳利害。”京都各票莊在李宏齡的帶頭下，也聯名致函怠號，陳述改組銀行的必要。函中稱“……晚等焦灼萬分，彷徨無措，連日會商，自非結成團體，自辦銀行，不足以資抵制，不足以保利權。蓋開辦銀行如押款、擔保等事，票號所不便為者，銀行皆照例為之，倒賬可無慮也。況既為根行，如保護等事，票號所不能享之權利，銀行獨能享之，生意可發達也。兼之資本雄厚，人位眾多，自可多設分莊，即外洋各埠皆可逐漸分設，挽回利權，難以數計。以我晉商之信用，票號之殷實，不難為中國第一商業。且權在票號，操縱仍可自如；人皆晉人，生計可保不絕。又何樂而不為哉？或慮出資後將有虧折，將何以處？不知銀行可定為有限公司，即使折號殆盡，不過其已出之資，不能再讓賠累也。平時多積公積，即防虧折。又慮無人可用，不知銀行為票號公開，每家不過酌拔數人，已足敷用，無庸再事搜羅也。又慮界限不清，生意難做，不知公開銀行，正如我晉之開小號字號，作東另立賬簿，另占地方，獲利之后，按股均分，絕不慮其混淆也。或問開銀行後，即可保票號不廢乎？不知正以票號不能久存，故立銀行以補救之，縱使票號盡廢，有銀行尚可延一線生機，否則同歸于盡而已。（陳其田《山西票座考略》）

同時，李宏齡逐與同仁制定了票號改組為銀行的具體計劃，該計劃稱：

1.每家各出資本根三五萬兩，作為有限公司。

2.集股本500方兩，每股100兩，每月4厘行息。

3.銀行應名為晉省匯豐銀行，悉遵票號做法，略改其不便之處，以合銀行規則。

4.公舉熟習商情、聲望素孚之人充銀行經理。已商請渠氏出任經理，渠氏甚為欣允。

5.銀行成立后，除內地繁盛各處均占分莊外，可漸推及各國商埠，以保本國利權。

但是，由李宏齡發動的這一票號改革計划，遭到了總號守舊者的極力反對。李宏齡在《山西票商成敗記》中記述說：“其時，各號之執牛耳者，首推總號某公，闖之大不為然，於是一般庸庸碌碌無敢異議號事之隆替、股東之生死關系也。而各號執事決如此之大計，竟不商之股東。為之東者，亦甘被欺蒙，視吾言為無足輕重。詩云：海爾淳淳，聽我藐藐。人心如此，尚可為哉？宏志在必成，戊申(1908)冬，復通函各埠，徵求意見，公信所至，居然異口同聲，函勸總號，謂不及早變計，後將追悔無及，方期眾志可以成城。不料某公閱之，乃憤然曰：銀行之議，系李某自謀發財耳。如各埠再來函勸，毋庸審議，逕束高閣可也。宏齡至是如冷水澆背，不得不閉口結舌，而籌辦銀行之議，煙消雲散矣。”李宏齡在這裡所說的總號某公，即指蔚泰厚票號總號經理毛鴻翰。當時，山西祁縣、太谷、平遙三幫票號量有20余家，但以平遙侯氏的“五連號”（即蔚泰厚、蔚豐厚、新泰厚、蔚盛長、天成亨）勢力力大，在“五連號”中又以蔚泰厚票號勢力最大，故蔚泰厚票號總號經理毛鴻翰在各票號中影響最大。但毛鴻翰從光緒二十四年(1898)出任蔚泰厚總號經理以米，長期住在平遙縣城，對於外界一切大事，漠然不知，加之已經60餘歲，精力衰落，思想保守，意在維持。這祥，李宏齡等發動的票號改革計劃，就在毛鴻翰力代表的一些守舊勢力的破壞下，成為泡影。

李宏齡雖是個商人，但他不是一般的商人，而是一位具有政治頭腦，觀察事物敏說，對時事有一定了解，具有進取精神的商人。李宏齡對於封建主義、帝國主義對民族商業的壓迫，具有一定的認識。李宏齡在《山西票商成敗記》中說：“遇倒賬，外洋銀行則憑借外力，大清銀行則依仗官權，同屬財產關係，而彼各挾勢力以憑陵，如丁未營口東盛和之事，銀行收十成而有餘，票行收五成而不足，尚何公理之可言哉？”一個封建社會的商人，能對封建政權和外國資本主義對民族商業的壓迫，作出如此深刻的分析，的確是很不簡單

當然，他的這一思想認識，與他平時好學，了解世界形勢分不開。陳立三在《平遙李君墓表》中稱讚說：“君雖治商，而好讀儒生性理渚書，有所得報，膺而躬行之，所與游多一時知名士。”又如，李宏齡思想比較開放，具有開拓精神，在人與物的矛盾中，很重視人的主觀努力。前述揚州票號和江西票號業務，在與總號要求相背時，李宏齡就不拘泥於總號的要求，主張靈活行事。關于票號的前途，李宏齡也認為只要改革就會有前途，而這要靠人的努力。當票號改革計劃遭到守舊者的破壞時，他質問道：“果天數乎，抑人事乎？願以質諸世之有識者。” (李宏齡《山西票商成敗記》)

山西票商在清季一度執金融界之牛耳，但當戶部籌辦大清銀行時，山西票號卻坐失良機，拒絕了參加籌辦大清銀行的計劃，致大清銀行改由江浙綢緞商籌辦，這就是後來中國金融業漸被江浙商人控制的緣起。面對金融界這一大變革，李宏齡率先發動票號改革，可謂有遠見之舉。僅管“諸大號主者皆不用”，結果，“不數年國變作，全國俶擾，匯商業遂不支，一一如君言”(陳立三 《平遙李君墓表》)。。但李宏齡的票號改革思想，確實代表了當時商人中的進步思潮。